反思“国民性”儒家政治哲学与“国民性"论题的产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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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布时间:2019-07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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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 【中学哲学教师论文】摘 要:“国民性”论题本质上是对“强国之路”的设想,是以改造“国民性”的方式通达“现代强国”、摆脱民族危机的路径规划,因而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。 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

反思“国民性”儒家政治哲学与“国民性"论题的产生

【中学哲学教师论文】摘 要:“国民性”论题本质上是对“强国之路”的设想,是以改造“国民性”的方式通达“现代强国”、摆脱民族危机的路径规划,因而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。

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:可以说,正是在这一古老的思想的指引下,沿着“立人”而“立国”,“新民”而“新国”的思维定式,“国民性”论题被生产出来。

认真清理“国民性”论题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,对我们反恩百年来的“国民性”论题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、思想史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 “国民性”论题是一个贯穿了百年文学史、思想史的重要命题,对这一命题的思考、反省也一直是学界重要的致思方向。 但是在众多的相关探讨中,“国民性”论题的生成与中国儒家政治哲学的关系还没有被深入而有效地清理,对二者深层次关联的理解与辨析,却真切地影响着对“国民性”及相关问题的思考,无论是思考深度还是判断的有效性。

一、“国民性”问题的浮现与延续戊戌变法前后,对国家积弱积贫之原因的分析开始集中到“国民性”上。

1895年春,严复在天津《直报》上发表《原强》一文,认为“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,其民智、民力、民德三者之征验也”,直接把国家“贫”、“弱”、“乱”的现状归凶于民智、民力、民德之低下,“民智已下矣,民德已衰矣,民力已困矣”,要救国图强,则必须“鼓民力、开民智、新民德”。

“原强”这一标题明确地标示着严复的撰文指向:分析国家贫富、强弱、治乱之原因,寻求国富、国强、国治的路径,1902年,粱启超的《新民说》系统地提出了“新民”——也就是“国民性改造”——的思想,提倡公德品质,尚武精神,权利与自由,民族主义和国家等思想,试图“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”,寻求立国之道,进而得出“欲维新吾国,当先维新吾民”,“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”的结论,并且,梁启超毫不隐晦地说是源自“大学新民主义”。

梁启超的论说影响极大,郭沫若在“五四”之后回忆说:“二十年前的青少年——换句话说: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弟子——无论是赞成或反对,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。 ”’19。